9世紀中葉，已入佛門的日本皇族高丘親王來到中國。當時距唐武宗滅佛才經過十餘年，慘遭挫敗的佛教尚未恢復。或許正因如此，高丘親王未久留中國，而是前往佛教的故鄉天竺。然而，他卻從此踏入神祕，渺無聲息，有消息指出他在馬來西亞南部逝世，死因成謎。幾百年後，日本民間流傳一種說法：親王的下場並不尋常，據稱他遇到猛虎，遭虎吞食而亡……這短短一年間，高丘親王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程？為何最終死於虎口？這份謎團無人知曉。但正是這懸於遙遠時空外的未知，封存了無限可能，才為澁澤龍彦創作《高丘親王航海記》提供了想像空間。《高丘親王航海記》並非解謎之作，而是一部想像力豐沛、異國情調濃厚的小說。高丘親王行經的古代諸國，皆採用當時中國譯名。然而，9世紀離大航海時代尚遠，即使是中國的記載，也多半是道聽途說，或原本有根有據的事物，在口耳相傳中失真而變得荒謬。作者無意描寫真實，不打算宣稱那些遙遠國度真有如此妖艷獵奇的風土民情。親王彷彿從未離開日本，只是一頭撞進那些道聽途說的經典累積而成的幻夢，經由幻想的濾鏡朝內在自省。作者為親王虛構了前往天竺的理由，這份虛幻的追尋不斷在旅程中閃現，他根本無暇「發現」，因為無論遇見什麼，都會透過那些異象與怪物回顧自己的人生。

趙遠重讀《安提戈涅》。《安提戈涅》是古希臘索福克勒斯的悲劇，講得是安提戈涅違抗忒拜城國王克瑞翁的旨意，執意要埋葬自己的哥哥而被治以死罪的故事。在文學課堂裏，《安提戈涅》通常被當作經典教材，講授人的律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矛盾。知道天律是智慧，但遵從天律卻需要莫大的勇氣。當人人都唯唯諾諾順從人的律法之時，一句大聲的「我敢」就是最大的美德。人的律法的審判不是真正的審判，身體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審判是道理、歷史、甚至信仰、真理的審判。安提戈涅不害怕觸犯人的法律，這才是對「生」有足夠的信念。她相信即使她的肉身滅亡，她的靈魂還會因爲公義而存在，她的「罪」還會被世人紀念。

香港作為一座公認的高密度城市，其實尚餘很多自然和鄉村散佈在高樓之外。自然書畫家葉曉文搬進了位於香港東北角落的荔枝窩，這幾年內，她獨自在這個藏身於自然的原始客家圍村裡生活，並一直保持創作，將居於此處所經歷，所體會的種種，寫成了自己的新書《隱山：山居日月筆記》。亞C傳來書評，指出此書不只有「寫」，更有「畫」。「書」與「畫」都是兩種十分重要的藝術創作形式，並且兩者編排在一起時，常會蘊藏著某種特別的聯結，產生各自單獨「存在」時所沒有的藝術效果。書中一切都是淡淡的，那份細緻與用心，並且配上與之呼應的文字，更為傳神地抓住那位於自然深處的日常所滲出的有趣細屑片刻。

春風燒傳來《少年來了》的書評，他認為這是韓江的一部很重要的小說。《少年來了》以韓國五一八光州民主化運動為核心，寫在光州事件裡決定留下來的少年。韓國近20年井噴式湧現以轉型正義為題材的優秀敘事作品，彷彿提醒每個韓國公民，已經長出的現代文明的嫩芽，是靠無數手無寸鐵的平凡人篳路藍縷栽種出來的。過去韓江在專訪中提及，寫作這部小說時，每寫一章都很煎熬，有過動念不想再寫下去，停筆數日緩緩，才能又提筆。「少年來了」四個字充滿張力在立場各異的個體身上顯出不同的顏色，而韓江也正是用這樣的反差去體現真實和殘酷。他指出，韓江不是試圖解構某種抽象的機制或權力關係，而是將愛恨融入具體的人際關係和生命歷程中，細膩地刻畫出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隨之起伏與無力感，緩緩滲入讀者的皮膚內。但願我們都有如韓江的眼睛，溫柔而不失硬頸地活著，並冷眼註視著這個世界。

全球史與地方史的關係在近年愈來愈受到矚目，沈艾娣教授（Henrietta Harrison）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她是現今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主要研究是清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華北鄉村與宗教。梁右典傳來沈艾娣《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的書評，書中特別指出在於其從「鄉村」的角度，指出一種以往被忽略的關聯性，以中國山西的鄉村洞兒溝，竟與遙遠的羅馬教廷有密切互動，成為史料記載與歷史記憶的事件，這就將歷史的面貌推進至鄉村內與全球化的可能關聯，由此爬梳它們千絲萬縷的線索，並透過微觀史學與宏觀視野的交相運用。作者是從村莊的角度出發，吸收學界過去從殖民史的研究角度與所得成果，所以作者看到的歷史面貌非常不同，呈現出「融化在參與的人群裏」的想法。

身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阿倫特思想涵蓋政治學、哲學、歷史和社會學，尤其對極權主義、革命、自由、公共領域和人類境況有著深刻的認知見解。南京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書《我想理解：漢娜·阿倫特訪談與書信》，阿倫特的開放包容、敢於發表冒犯同民族人的意見的勇氣，在在可見，令人折服。春風燒在書評中點出阿倫特對當代社會權力結構與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的審視。他認為，阿倫特積極介入不同議題，但她並非屬於任何一國的Patriot，而是現代文明照臨下人類公民社會的Patriot。

《流俗地》繞在黎紫書的居住地怡保，透過寫一個沒落的鍚礦之都。在她眼中，怡保的大街小巷充滿了本土窮人的神話。陳慧寧聚焦在盲女銀霞的身上，透過她和其他平凡人描寫對夢魘的遐想，一種平靜的，使人安寧的遐想。黎紫書透過將讀者們引入的嚴肅遐想中，銀霞作為一種在錫都人世間流動的現象被表達出來，讓讀者體會到粗糙的火經受過何種苦難才變成白色火苗。遐想的詩意使黎紫書擁有一種家鄉的在場，它使意識保持清醒。銀霞身上顯現的白色火苗將使作家停留在前記憶的狀態中。

維得滴酒不沾，但忍不住評主持《黑色電影巷》、知識淵博的艾迪梅勒之新著——《艾迪梅勒的黑色酒吧：黑色電影啟發的雞尾酒》(Eddie Muller's Noir Bar: Cocktails inspired by the world of Film Noir)，這書不僅是雞尾酒食譜，更引用了許多電影中的經典對白，展示黑色電影的語言魅力。從《梟巢浴血戰》到《舊恨新歡》，無論是逃避現實還是自我安慰。酒精的微醺之下，黑色電影的對白聽來口甜舌滑，其實揭示人性。 梅勒對黑色電影情有獨鍾。他所描述電影中蛇蠍美人的角色，從冷酷無情的商界女強人到陷於人生困境的受害者，既迷人又復雜。他對不同電影都自有評斷，從《江湖俠侶》到《美日警探網》，如數家珍。就算不沾酒，惟得亦想與如此有魅力的論者共飲。 


海鹽在讀葉梓誦的《斷層路徑》時，見到當中提到在「往事的種種罪疚與哀傷並不能消除，只能不停地重複着哀悼的手勢」。令他聯想起陳奕迅的〈無人之境〉所表達了對愛人分離的傷痛與追憶，以及遺忘的困難。當一段感情結束，外界要求人們將對方藏進心底，彷彿要抹去一切記憶，然而這種遺忘的要求反而顯示了遺忘的不可能性。歌詞中的「共你隔着空在秘密通電，挑戰道德底線」猶如生者與幽靈之間的隱秘對話，這種交流不斷生成與變化，強化了幽靈的存在。 他亦寫到他方這一詞彙令人思考，除了地理上的遙遠，它也可以指向內心深處的記憶與情感。在電影《情書》中，主角的目光始終追隨已故的未婚夫，彷彿在與過去的幽靈溝通，漸漸與當下的現實斷開聯繫。要將目光從他方拉回當下，需要不斷地哀悼與重複，從而讓幽靈的面容變得模糊。在書寫中，面對內心的痛苦，海鹽試圖建立一套新的文字系統來表達那些無以名狀的情感。他知這是一個艱辛的旅程，但仍舊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書寫，找到生存的意義與出口。並希望得到w的祝福。

早前李敬恒將他閱讀文學作品的文章，結集成《謎樣的森林》，並大受讀者歡迎。彭依仁由此思考文學家與哲學家的關係，也看李敬恒的閱讀經驗，發現他在《謎樣的森林》側重於文學作品的細節，比如詩中若隱若現的細節、小說的背景描寫，而不是像哲學家談微言大義，也不像很多正經的文學評論家避談流行曲。正如他分析顧城的〈遠和近〉時，其關注明顯地超越了文字本身，在各種各樣的文本中，也讀出每個人存在於世上的基本狀況。

關於瘟疫的小說，光是經典知名的部分，就可以列上許多：薄伽丘《十日談》、狄福《大疫年紀事》、卡繆《鼠疫》、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等。台灣作家朱嘉漢認為瘟疫的主題似乎可以迫使作者與讀者面對人性的極致、文明的脆弱、命運的無常，而幾乎不可能看到一個作者不嚴肅處理瘟疫。當他閱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的《大疫之夜》時，發現故事設定於克里特島與羅德島之間的明格島，令他凝視時會不免想起荷馬史詩《伊里亞德》的瘟疫，並且在這不存在的小島的偽歷史中，更清楚鄂圖曼土耳其在覆滅之前的那段矛盾的歷史氛圍。

台灣著名詩人騷夏讀鍾玲玲與鍾曉陽合著的《雲雀與夜鶯》，認為是給追隨兩位大師幾十年的老粉絲限定禮物，當中有能量上的吸引力，有著排除現實以外最純粹的詞語，而「詞／語」這一章節她看得尤其目眩，可以看到作家凝視同一款的詞語，演奏出不同音頻。騷夏又指，她們往返的書信猶如仿日記式片段式隨筆，有著屬於那時代的優雅文字和色溫，讓她聯想起《惶然錄》裡莫名的通電感，或是《楊牧書簡Ⅰ：致瘂弦》的名句：「如果不能做偉大詩人，願做偉大的朋友。」

作家梁璇筠認為，童年時的動物記憶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講求快速和功利的城市，除了偶爾想起，我們似乎不再刻意記住它們。在近月出版的《背脊向天》裡，六位香港短篇小說家，以「動物」為題，各自撰寫風格迥異的小說。梁璇筠在每篇看見動物的命運，它們往往揭示了人類的命運，寫的是動物，但在在思考人類處境。

太宰治自殺的前一年寫下《斜陽》，這部也是他女性獨白體的最後作品。海鹽重看女主人翁和子作為一個沒落貴族女性的生存境況，也看見她的愛欲挑戰社會禁忌，其實與她以前一直憎恨的直治，本質上是一致的。他認為和子即使不在意某個具體的欲望對象，但有一種強大的生的驅力要她不停地跨過禁忌，令她總是追求着不可能性、朝着死亡。和子經歷過價值斷裂，令她在自己的生命刻上巴塔耶式的詛咒「至死方休」，她必須為着新的價值戰鬥，並存活下去。

江俊豪評潘國靈的《身體變奏曲》，認為各短篇間既有自己的旋律，同時又逐漸匯集成一種「變奏曲體的小說」，而潘國靈刻意不依創作時序，採用變奏曲的分段結構，是為了對自身、生命、存在的問題作出扣問和追尋；自我與他者藉對話交流呈現多重面向，甚至上升至宗教層面，由此構成了多聲部的變奏。江俊豪進而回顧潘國靈過去結集的短篇集，發現他總會在變奏不定中尋覓一些恆定元素，也見證他如何堅持言身體必連繫上疾病，說疾病必心繫於我城。最後，當他重溫《存在之難》的自序時，猶如回眸那早過了十七年的蟬和倏忽黃蝶，令《身體變奏曲》的靈魂叫囂更見觸目驚心。

去年香港詩人曾詠聰、嚴瀚欽、盧真瑜、胡世雅到日本參與「大久保詩會」，他們約定在那十天裡要「每日一詩」，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融鑄於詩。今年6月，盧真瑜便出版她的首本詩集《入不退地》，且將那段旅程寫下的詩作輯錄於最後一輯「入不退地」。同為九十後的詩人施勁超，特別注意到其中的詩作〈陌生——於鴨川〉，認為其「陌生」可體現於三個方面；有趣的是，鴨川河有隻死去的鴨子，同時被曾詠聰和嚴瀚欽寫進詩裡，但鴨子的死亡在盧真瑜的佛教觀裡有著不一樣的意義，由此體現詩人之間對生命的不同理解。

台灣首位芥川獎得主李琴峰推出新作《生之祝禱》，以架空的方式假設胎兒有決定誕生的權利，由此審視關於「生命」意義的各種面向。亞德里安認為李琴峰的作品總有涉及性別／父權議題，即使《生之祝禱》雖是一個婚姻平權的時代，即便社會接受同性婚姻，但仍是充斥著父權。他亦指出胎兒的人權是小說的重心，李琴峰除了著墨於制度設定外，也著墨這制度如何影響人生。胎兒有決定誕生權利的話，人生會否變得順遂，作者表示無法回答，但亞德里安認為似乎從小說結尾可以窺視她的想法。

潘國靈去月出版了他第八本小說，將自身病患經驗轉化，創作了11個獨立短篇，結集成《身體變奏曲》。著名作家蔣曉薇為此撰寫重磅書評，她以文本細讀的方式把書中的三個樂章逐一解構，找出身體書的母題及其變奏軌跡，也看潘國靈刻劃個人與時代的傷痕。她指出該書是一本構思龐大且思考慎密的作品，採用「奏鳴曲式」（Sonata Form）的結構，也是仿照米蘭昆德拉《笑忘書》的複調結構，將身體經驗提煉至藝術層次，側面記錄城市的變幻，即使沒有得到鎂光燈照耀，在身體承受磨難時，仍致力創造他的小說美學世界。

最近，香港文學生活館重印了梁秉鈞的《雷聲與蟬鳴》，距離上次文化工房的復刻本，已差不多15個年頭了，序言書室有見文學館版的封面比之前的色彩更斑斕，而且15年以來很多人不曾買到舊版《雷聲與蟬鳴》，銷情一般倒是令他詫異，所以撰文淺談一下。序言從五十年代的台灣現代詩運動說起，觀其脈絡，余光中的新古典主義影響一代香港詩人。然而，也斯回歸日常生活的風格，作為對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的陌生化，或新古典的鄉土或家國題材的抗拒，其態度令序言想起英國政治思想家以撒・柏林的「現實感」。

趙曉彤所編纂的重磅鉅著《西西看電影》分為三大冊，涵蓋西西於1960年代，在日報、晚報、電影或文藝刊物上談歐洲、荷里活、亞洲電影的文字。張錦泉認為閱讀西西的影評文章，不單帶領讀者回到上世紀的香港電影業場域，更使快被光影聲樂等感官享受刺激得接近麻木的我們，重新反思觀賞電影藝術作品的方式和意義，並且在文學創作以外，得以從「影評人」這特別的角度再次認識西西這位傑出的香港作家。除此之外，他反思我們作為觀眾，是否正與香港電影一起進步？他認為如未懂得欣賞本地創作者嘔心瀝血之作，西西正是提醒了我們，要覺察自身的「知」是否不足，是否令自己的心與眼有所偏差。

孔銘隆這位九十後的年輕詩人，近來結集七年間的作品，成為首部詩集《海石敲響潮音》。徐竟勛引用法國哲學家巴什拉的著作，指出水如何作為意象，突顯出詩人的想像力，而在孔銘隆的新作中，處處圍繞水的命題，也尋索自己。當中看見他在教學與創作之中摸索平衡，有對於學生不正常行為的觀察，也有建制下老師的無奈，統統以寫詩解憂，同時成為一種紀錄，作為學習時代的開始，與終結。

曾繁裕今年連續兩屆獲得不同範疇的藝術新秀獎，說到他的愛情小說，不免會先想起《低水平愛情》與《後人類時代的它們》，但鄭淀濠認為他的短篇愛情小說與其長篇不同，沒有社會批判，亦無被情節框架限制，因此當中所談論的愛情就更純粹，實在不應被忽略。鄭淀濠研究曾繁裕小說散文集《三》裡的短篇愛情小說，當中有三種常見元素，包括頭髮、人妻與奪妻者，其筆下的頭髮分別寫出三種愛情：危險之愛、永恆之愛與悲慘之愛。

葉蔭聰認為游靜的新書《天堂春夢》並沒有為「香港」下一個剛性定義，「若勉強歸納，大概就是香港公司籌劃的商業電影吧」，只要能用來理解香港電影的，她也嘗試追溯。因此，他認為游靜打開了不少超出我們想像共同體的系譜，而那些系譜呈現出人脈、電影類型及其演變、意識形態主題，三者互為貫穿。游靜的「史論」以周星馳收結，論述其電影的無厘頭與九七的關係，葉蔭聰看見游靜另闢蹊徑的解讀，點出了由粵語片的鄧寄塵、梁醒波等開始，至周星馳電影裡的醜女與反串，形成的一種奇怪的延續。

臺灣最多產的同志文學作家之一陳雪，於年初推出短篇小說集《維納斯》，作家陳栢青從她的首本短篇小說《惡女書》說起，看她如何從當年的「惡女」蛻變成人妻，卻一路秉持惡女的核心，不必標榜超前，也不必譁眾取寵，僅是忠實地書寫自身，敢於寫人所不敢寫。陳栢青形容，陳雪在《維納斯》裡下手始終殘，依然狠，更顯示了夜市的女兒、老牌同志代言人如何重新召喚同志文學的「商業價值」，讓品牌再生，成為「新世紀網路團購帶貨女王」。

在二月台北書展的「特殊趣味：女學者寫書評」講座中，學者黃念欣和楊佳嫻對談女性在學院的處境，也討論了寫書評文章的難處與好惡。黃念欣先憶述對台灣女作家/女學者的印象，是來自小思（盧瑋鑾）老師多年前來台灣開研討會的見聞，林文月也正好在場：「（那些作家學者）十分優雅，翡翠、珍珠首飾非常漂亮，小思老師就說在台下看得非常羨慕。」楊佳嫻則提出不一樣的觀點，她認為或許在場的學者作家們，都有較優渥的家境，反而是例外的情況，台灣對中文系女生的普遍印象卻是這樣的：穿長裙、留直長髮 、外表蒼白、以及會彈奏琵琶。

台灣作家張亦絢最喜愛的書本之一是《克莉絲蒂自傳》，所以當她閱讀英國歷史學家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的《阿嘉莎．克莉絲蒂：謀殺天后與她的未解之謎》，她指自己在先天上有「非常不利的因子」。當沃斯利的說法與阿嘉莎衝突時，她幾乎都還是站在阿嘉莎那邊。在這書評裡，張亦絢談到阿嘉莎的1926年大失蹤事件，以及阿嘉莎拆解女性的世代心結，而她認為沃斯利面對女性文學世代的方式，雖然不無莽撞、血性的直率態度，但說不定連阿嘉莎都會欣賞。

鄧皓天讀完周丹楓的《喧嘩的碎片》後，不禁把他和卡夫卡的樣貌聯繫起來，內裡的資本主義敘事和超現代化讓他想起韓炳哲的《倦怠社會》，和馬克・歐傑的「過剩」都市現象。人們自覺信奉「勞者多得」的說法，就會形成一種「自chur文化」，人們抱著「敢搏就會贏」的心態，自然就會chur爆自己去達成不同成就，把無止境的工作和拼搏目標填滿日常生活，最終弄得心力交瘁，成了「倦怠社會」的一員，亦是周所描繪的那些幽邃無明的空洞心靈。

神本就奇詭難測，作者應當寫得具體和實在，才能令讀者信服，但「奇」才是作者的焦點，出奇不意吧！在作者筆下，神的出場顯得相當隨意：「我」的母親從草叢撿到一尊彌勒佛。神明隨處可見，不是太離奇嗎？更奇的是，神跡顯現啊，母親左腳韌帶斷裂因此好了，神便更神化了。至此，作者理應抓住這個治療的奇幻之景大肆渲染神，誰不知作者又點到即止，拜神過程、心靈洗滌、還神結局都完全跳過，未能找到一絲神行神跡。這還不夠奇，最終之奇在於，神明顯靈理應繼續供奉，但母親卻請走這尊彌勒神！

2023年是詩人鍾國強的豐收之年，除了小說集《動物家族》外，還有在中國大陸出版了由其翻譯的《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詩選》及《煙與鋼﹕桑德堡詩選》，然後是去年年底字花出版詩歌評論集《默讀餘溫》，我反覆閱讀當中一些文章，這些文章，或為鍾閱讀詩歌、翻譯外國詩的筆記，或為闡述對本土詩或年輕一代詩歌創作的看法而寫的短文。

韓麗珠小説裏的空間可以是實踐規訓與權力的場所，同時也可以是個體尋求自主的所在，要分析當中的關係，必須要先解答小説中的身體意象如何隱喻個體的主體性。

翁稷安讀提摩希．史奈德的新作《到不自由之路：普丁的極權邏輯與全球民主的危機》，總是忍不住想起昆德拉的「永劫回歸」。書中討論普丁如何打造俄羅斯的極權統制，進而影響世界的著作裡，史奈德從宏觀的視角提出兩個左右當代政治的虛構幻象：「線性必然政治」和「永恆迴圈政治」，來解釋民主在今日世界的挫敗。他認為前往不自由之路已然展開，需要每個人排除雜訊，謙卑而真誠的面對歷史，重新肯定真相的追尋和價值的建立，才有機會懸崖勒馬，替未來的人們在史冊上寫下美好的轉折。

自潘國靈發表了其首篇小說〈我到底失去了甚麼〉，疾病、尋找、失落、消散、擬物、愛情等主題均散見於他的結集。2016年，他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在歷近廿年的累積下，潘國靈建構了他那森羅萬象的寫托邦，一方既是沙城裡的寫作療養院，同時也是書寫人沉溺的洞穴和幻影，其中虛實交錯，留給一眾評論者在一切消失前竭力解咒。外界論者主要針對《寫托邦》的人物和不同意象作闡釋，江俊豪嘗試另辟蹊徑，以詮釋學「以經解經」的方法，重新審視潘國靈過去旁及《寫托邦》的創作文本，分析其中的核心敘事結構，並以故事中的三個主要角色：遊幽、悠悠與余心體現潘國靈對文學的傳承與創作《寫托邦》結構間的關係。

王潤華書寫橡膠樹，華人就跟它一樣，在同一個時候被英國人移植到南洋土地上，然後紮根開花結果，為當地帶來文明與經濟繁榮。〈在橡膠王國的西岸〉裡，王潤華描述站在南洋歷史上第一棵橡膠樹下，內容提到一些具體的地點，這些地點往往勾起作家對童年往事和個人社會關係的記憶。這種情形似乎就如巴舍拉所說的把自己放在一個夢的狀態裡去，把自己放在一個日夢的門檻上，把自己棲身在過去的時光裡。也就是說，作家的記憶往往是與地志空間聯繫着的，而且是在生活的事件中存在着情節與人物的關係。因此，當他談論這個地方的時候，他就會唱起關於這個地方的思鄉曲，會寫下渴慕這個地方的詩句，就像一個戀愛中的人。

「怪獸家長」育成學霸小孩，並非香港的獨有現象，但天外有天，中國學生的階級極為分明，竟有「學神」之稱。遙看台灣的楊鎮宇評《學神》，審視北京菁英高中生的「地位體系」，以及他們在求學時代培養的技能如何有助於日後的職場發展，背後涉及到教育階層化、菁英研究、中國發展等研究領域的認識，楊鎮宇因而帶出台灣人為何需要認識中國「學神」的問題，香港又未嘗不可從中借鑒，反思家庭、教育與社會的關係。

家喻戶曉且充滿趣味的漫畫《哆啦A夢》雖然主要是小學生取向，但其中包含了許多藤子．F．不二雄對於人和世界的理解和想法。「哆啦A夢wiki」創建者杉田俊介的《哆啦A夢論》，將《哆啦A夢》的短篇〈日常生活〉與大長篇（以在異世界為主）結合在一起探討，並輔以藤子．F．不二雄的《SF短篇集》作為佐證，提出了相當深入的詮釋。

Jia Jia受到奧威爾的一句引言啟發而寫下了這篇《崩末》書評。他認為《崩末》將讀者帶入一種純粹閱讀的狀態，並將閱讀成為一種儀式或享受，而故事的無情節性擺脫了社會規範、教條、形式和文化符號，在缺乏歷史和社會背景的參照下，虛構的海洋成為故事的一切落腳點，描述一種餘生書寫。同時，他指出勞緯洛的寫作風格在於「抽離」，不讓讀者容易獲得「高潮、共鳴、共識」，反而是種介入。

自我的變化在《原初的彼岸》一書後半部分的數篇小說中就更加明顯。這變化首先體現在自我內在的分裂，卻以整合新的自我作結。無論是在〈信者與不信者之旅〉中踏上那片以資本和消費為地基的「應許之地」的「我」，還是〈面孔我皺褶〉中一邊撫摸情人一邊喃喃自語的「我」，人物在與他者對話的同時，也是向自身發出詰問，在過程中觸及分裂的自己，造就成長的契機，而這主題在小說集中最後一篇作品〈分裂的人〉中更為突出。可是，分裂在潘國靈的這些小說中都只是過程。人的自我在分裂中尋覓、反思，最後能夠把分裂在各處的東西整合成新的生命狀態，發出全新的自我的聲音或形態，那就是〈分裂的人〉結尾「我」在諸般分裂之後得到的領悟：「我與『你』的並存成為一個生命的鐘擺，我以鐘擺的兩極擺動來提取力量——存在的力量。」作者將鐘擺的意象運用得十分巧妙，它既是物質形態上的「一」，同時也因為運動的緣故，化作成不同時空的「二」，而運動的軌跡正是時間之體現。只看到其中一端的鐘擺是一種錯誤理解，正如只看到成長中處於未來時空的「彼岸」也並不是理想的成長，唯有回望過去，在未來與過去中回蕩，才有機會發現更真實的自我。

史碧瓦克透過解讀〈都勞帕蒂〉（別名都帕蒂／黑公主）﹝Draupadi 或作Dopdi﹞和〈乳母〉(“Stanadayini”, ﹝Breast Giver﹞)，從比較文學的脈絡指出「世界文學」中的「世界」受限於美國視野，必須通過更多第三世界作品的再現與傳播，人們才能真正認識「其他世界」的存在及其差異的價值觀，而要避免文化霸權及對底層階級造成的壓迫。

今年《小王子》80歲了。它是截至目前為止，除《聖經》外發行量最多的書籍，更遑論各類書評、論文、延伸書寫，甚至周邊產品，堪稱「濫情爆點」。然而阮若缺在閱讀《遇見小王子》之後，卻意外獲得更多啟示，越發了解聖修伯里本人及其創作的心路歷程。另兩位作者搜尋了有關聖修伯里或親友散落美、法各地博物館、基金會及私人收藏的珍貴史料、原稿，尤其是對相關繪圖加以研究分析，令《小王子》重生並另賦新意。

長年關注性別議題的政治哲學知識份子巴特勒在經歷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衝擊後，寫成《危脆生命》一書，著意探討戰爭、暴力、哀悼與生命的脆弱等主題，放諸今天再讀，並未顯得過時。手民出版社今年推出此書首度繁體中譯，勞緯洛試談一些切入此書的方法，並梳理巴特勒的洞見，尋索其於當今世界意義深重的靈光，思考如何理解戰爭、戰亂中離散失喪的生命。

《單人床》應該算是一部「社會小說」，十八、九世紀以來，英、法、德、俄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大師已經貢獻了無數經典作品，把一個一個大時代的社會民生呈現在往後世世代代的讀者眼底，讓他們同歌同哭。這類小說講求營造典型環境、典型人物，以豐富的細節、生動的筆觸，立刻就讓人意識到那是現實中的某一人，某一處地方，甚至某一個角落。《雙城記》記裡那甘為愛人的愛人步上斷頭台的偉大的青年，在現實中雖然不大可能存在，但他走上斷頭台的每一步都是踏實的，可信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王璞的故事發生在長沙、上海和香港。她以三個城市為題，寫下超過半輩子的真實故事，那就是她的回憶錄《故城故事》。 王璞的《故城故事》很好看，一翻開，就讓我停不下來。這不僅僅是因為王璞是我很喜歡的作家，一向喜愛她的文字書寫，還因為她的回憶錄，除了寫出自己坎坷不平的經歷，還反映了她所處的那個時代，有很深刻的時代印記。

陳煒舜作為中大中文系副教授，鄭政恆認為其新作《堇塘雜文錄：以寫療寫》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學者散文集，當中分為師友憶舊、文化隨筆、影劇聲光三輯，幾乎每篇文章都附有古典格律詩，可見其智慧與文化內涵。鄭政恆再指這本書難免是屬於精英小眾的，但無礙其中的文學和文化價值。

黃自鴻把在《信報》專欄《優雅的生活》裡的撰文結集，編成這部《尚未劇終》，但這並非一般的文章結集。當中每篇散文都在透過經典的文本和大眾喜愛的流行文化，輔以適切的文哲理論，讓讀者能深入淺出地認識、理解、甚至愛上文學。重編文章的用心處，是作者以論文結構的方式，把原本龐雜的散文以文學的形式、語言、價值、倫理、讀者、形象、心理、身體、生活、評論分成十類，再從這類別中以「文學的價值」作為整本書的問題意識。結構上以文評理論所熟悉的「作者」、「作品與社會功能」與「文本」作為編輯內容的核心，文本以顧城的〈錯過〉、魯迅的〈臉孔〉、端木蕻良的〈爺爺為甚麼不吃高粱米粥〉、白先勇的〈一把青〉、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等作為文本分析例證，讓整部書稿結構分明。心水清的讀者或會發現，在文評理論中欠缺了「讀者」的部分，這從讀者而來的接受美學，正是我們作為讀者，在閱讀本書的經驗過程，同時也是在這無涯之旅中發現文學尚未劇終的原因。

龔萬輝終究沒有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他在馬來西亞，主要以教畫、參展、賣畫為主要收入來源。近年也為報章繪製插畫和發表寫生小品，作品廣泛得到認同和受到歡迎。我們看龔萬輝的作品，他的「遺棄美學」（這是鍾文音為龔萬輝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隔壁的房間》寫序時直接指出龔氏深受駱以軍風格的影響）仍然是一座時空迷宮，讓他的小說處理最後往往回到記憶或夢中，成為另一場永無目的地的途中。這「記憶或夢中」恍惚成為龔萬輝美文書寫的特色，揮之不去。

這本份量不輕的著述，研究著眼於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四位北洋元首的詩文，這四位長期投身軍旅的「軍閥」――元首，原來對中國傳統的「詩教」非常重視，在他們的詩文中，或憂心時局，或憤懣懷才不遇，或以山水隱逸自適其間，或寄情禪悅、書畫，並在其書寫之中，流露了各自的感世之言、塑造出自我的形象，作者在書中特別論述到他們藉著自己的詩作，多「感世」與「自適」之情，以北洋元首塑造自我形象，並進而透過其詩作影響輿論時局、世道人心。這是否能為幾位亂世元首塑造出一個合乎本人心願的自我形象？

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甚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提過「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可見顯赫的家世雖然不住走下坡，但童年的張愛玲姊弟仍不愁穿吃。當然，坐食山崩的結果自是張愛玲要面對家庭帶來的冷酷:「我不能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這段在《雷峰塔》有相當擴充的篇幅，首先寫後母榮珠嘲弄讓俄國老師教琴是祟洋媚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理據，實質是想僱用收費較廉的中國先生，然後琵琶直問「換個先生一個月能省多少錢?」引發一場金錢衝突，最後以琵琶放棄學習鋼琴告終。

Sabrina Yeung在看《夜行紀錄》時，同時也在看《結局的意義》，這樣交錯的閱讀，令她加倍關注《夜行紀錄》那些作品的結局，因為當中的轉折似乎都是發生在結局之中，與古希臘戲劇的「突轉」不相符。故此，她思考這些發生在結局的轉折開啟了甚麼意義，呈現出怎樣的藏在事件背後的現實。

惟得對於電影的涉獵，無所不包，從不偏食，更曾出版影評集《戲謔麥加芬》，而陳廣隆評論此影評集，認為他比對不同大師級導演的鏡頭、引用配樂的源頭，以及自信地賞析劇本，皆是源於其觀察之細膩、而其文筆予人溫柔敦厚、義正詞嚴、細密美文的感覺，更展示了他對電影真摰的熱誠。

無可避諱地，楊佳嫻動用大幅互文互映（書中有著那麼多學問的旁徵博引，從詩句到歌詞）的閱讀技法，恍若點石成金的魔術。他書是玉石，等待著像佳嫻這樣的讀者予以鍍煉披金。書名「以脆弱冶金」來自書中第一輯中，評寫年輕詩人李雲顥之詩集《河與童》的同名之篇──「這也許是我的偏見：情詩的奧秘在於脆弱，脆弱然而帶電。……他（雲顥）以脆弱冶金，烏雲金邊裡是隱伏閃電的。」

小說家的想像力具有一種獨特的力量。這種想像力不只能創造，而且能洞見。它是一種強化劑，哪怕是平凡普通的日常事物，一經想像渲染，也具有了力量和特殊的重要性，變得更加真實，更富有內在的現實性。 張貴興的小說就具有獨特的力量，他靠著奇特的想像力，對宇宙星空的揭示投射到人物和婆羅洲雨林穹蒼的處境中。描述金樹在祖父田金虹對逝世愛人方蕪熱切的眼神和追思中，他以自己的天文知識，想像星座和方蕪連成一體，追蹤紅髮少女到灌木叢中祖父生前建造的方蕪堡壘，這是特別鋪設的抵達場景。此時抵達場景充當框定接觸關係和設定其表徵條件的特別有效的場所。金樹的幽靈想像，方蕪和油紙傘上的女子，在堡壘，抑或在婆羅洲「地獄深淵」那兒轉化成了一個更徹底的幽靈：神出鬼沒的紅髮少女露西。然而，無論露西去向何處，她彷彿以彗星核體的狀態存在著。

這些動物有時的確營造了不少像喬伊斯提倡的頓悟（epiphany，或譯「靈光乍現」）效果。所謂「頓悟」源於中世紀阿奎那的觀念，最初在喬伊斯《一個年青藝術家的畫像》原稿《史提芬英雄》中出現，指一些「纖細、飄忽的瞬間感受的具體顯現。」小說主人翁從這瞹間的光照中，瞥見了事物深刻的意義，甚至自身的存在本質。

開篇〈一宗生意的抉擇〉以身體器官象徵資本主義城市內的醉生夢死。被形容如便秘的高速公路，一到繁忙時間頓成栓塞的血管、中風的經絡，煩囂的城市彷如定格，「發達的光景和美好的前途，互相堆疊成一幅美麗的城市圖畫」，但外表的風光掩蓋不了內部的積疾：「我城的樓宇只得框架般的輪廓」。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我」毫無顧忌指出「賣人賣己是我純粹的想法」，布希亞所批評的商品拜物，把人矮化成商品，正是馬克思理論的幽浮在現代都市具體呈現。殷培基書寫都市人不止甘於異化成物，更要異化成魑魅的怪獸。 「我」的同事劉仔，在燈紅酒綠的鏡像映照下，「張開血盆巨口，噬咬鏡中的我」。那時劉仔終於完全現出真身，「顯露鱷魚和蟒蛇的原形」，是人、非人? 馬克思以物質與階級間的動物性衝突代替人的心性與精神，但人畢竟是追求自由的，〈變鳥〉正是被迫異化的人尋求解脫的故事。只是我城早成樊籠，「我」唯一可以做的，只有離開現實，逃入夢境；但現實早已脫離想像，我唯有再次進行自我異化，成為鳥，飛向遠方，當然，現實最終只會是斷骨殘羽而歸。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獨立自由精神，卻跟牛鬼蛇神的幽靈再次弔詭地重疊。

因為媒介的載體不同，小說《1984》的許多細節與微言大義，很難在漫畫的空間與篇幅限制下全面重現，李家沂評漫畫版《1984》，卻認為它的色彩與構圖，以及其中豐富的象徵，是小說永遠無法再現的。這種時候，不論是小說的文字還是漫畫的圖像，只要願意去讀，都給了我們跳脫「無知即知識」這個迴圈的可能性。

《鋼索上的譯者》的作者安娜．艾斯蘭揚，以一則則有關譯者（主要是口譯者）的史實、故事、軼聞，以及親身體驗與觀察，生動再現譯者在歷史上扮演的或顯或隱的角色。單德興這篇書評，認為作者穿梭、飛舞於不同時空，以具體事例證明譯者在人類溝通上扮演的關鍵角色，而中譯者也努力隨之共舞，在中英溝通的鋼索上發揮技巧。

中大中文系教授黃念欣與作家董啟章，早前在突破中心禮堂進行「ChatDKC︰書評、散文與《夕拾朝花》的對話性」對談會，一同探討對話性的重要。由《講話文章》計劃到電台節目「開卷樂」，兩人認識之初亦是由對話展開，對比帶有鮮明立場的文章而言，對話也可被作為發掘思想和反映思想慢慢產生的過程。

在勞緯洛心目中，羅貴祥是位很特別的老師，僅僅是與文學相關的身分，也難以一言界定。當讀到羅貴祥的新書《夜行紀錄》，勞緯洛覺得首次朝他那無法觸摸的睿智與憂傷，與他深藏的意志，都更親近些微了，或許亦是首次和他在小說與小說之間，可以「坐而論道」。

在《販書追憶》書題中，歐陽先生先後用了三年時間斷斷續續書寫從事售賣舊書的歷程及行業裡其他同行的興起與沒落。不僅記載了港島各區的書商、小書店、小人物──「收買佬」等各類市井人物的影跡，也同時讓讀者走進了時光隧道，彷彿聽到太平山街上吆喝聲、看到三角碼頭的帆影、樓梯街旁的街坊忙著四方城戰況的情景。此書用上了「販」字，買賤賣貴者也。本身職業既具有流動性，既市井又高雅，既是經商者，也是愛惜舊物者。在歐陽先生的描述中，看到他心懷感恩，追憶過去香港的社會，生命中的一段又一段知遇之情，並寄望將來循環不止的舊書生命，藉著「環保」之概念，或者正如此前所言：在環保的表皮之下，是那顆愛書、惜書之心，希望延續輪迴舊書的生命。

江祈穎讀朗天新書《正在思想》，認為書中每介紹一位哲思家，都會由一個現代的社會文化現象導入，導引出那位哲思家對這些議題的洞見，並由他的一本著作開始說起，指出他的厲害之處後，再說其實他不止於此，還有更厲害的下一本，然後說到他對時代的影響，讓讀者一個一個思想家去理解，學習哲學理論亦該如此。

近年香港詩集出版頗盛，且尤多青年詩人交出首部結集，勞緯洛認為嚴瀚欽去年出版的《碎與拍打之間》，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其寫作在詩藝上嫻熟並迷人，就詩的觀念本身也有豐富省思。身為詩人的嚴瀚欽，究竟是如何看待詩，以及寫詩？勞緯洛認為《碎》給予讀者的其中一道關鍵提示，就是「修辭」。

《亂世孤魂》是周蜜蜜與娘家、夫家的自傳，副標題「我與羅海星，從惠吉西二坊二號道唐寧街十號」，空間移動跨越香港與倫敦，時間軸上則從出生、成長與茁壯，所面對的各種衝擊，吳鈞堯認為此書帶領讀者重新撫觸歲月的疙瘩，不特別強調經歷過的苦日子，而對不同世代的讀者提問，「你到底要什麼？」

人是一種很奇怪的生物，除了想要研究世上存在的一切外，也對許多「不存在」的東西感到著迷，且著迷的程度可能往往還比現實中的事物還要來得巨大。《不存在的書》收錄了二十八篇極短篇小說，雖然這樣說，但翻開後會發現裡頭的每一則故事其實都來自於某本小說的片段，可能是小說的開頭，也可能是其中的某個情節，彷彿在逗弄讀者的心一樣，每則故事的結尾都有一種強烈的懸疑感，讓人很想知道後續。但更吊人胃口的是，作者在這裡面為我們介紹的二十八本小說，都是實際上不存在的書。

散讀曾詠聰散文集《千鳥足》，周漢輝認為既然作者有意於不完整，作為讀者又何不以此為樂？千鳥足的醉步在他和曾詠聰的性情、喜好、時差之間，成長軌跡互相交錯又偏離，卻無礙他在書中找尋自己的影子。

李嘉儀近來出版散文集《曝光》，勞緯洛認為她寫得簡單、清煉與溫柔，此中大概自有深意。一場場的書寫下來，為的並非純粹展現作者對他方的興趣，《曝光》所曝光的，僅是作者的內心，除此無他，那些繞道外部而得見的風景，因而成為了作者內心最珍視的某份憑據，足以支撐其言說下去、寫作下去和存活下去的憑據。

風緣嘗試用一個比較不傳統的方法切入，談張婉雯的散文集《參差杪》，認為文章調子的幽暗反映作者世界觀的灰霾，但作者的幽默不是嬉笑而是對世界真實的深刻確切認識中找到其荒謬詼諧之處，讓人放心讀下去亦會讀到會心微笑。

哪怕冷戰以降的群眾運動大多以失敗告終，但是受壓迫者的境況和這些男男女女因不公而生的怒火終究是不會消散的，他們的怒火必將會展現出來，永不消滅，《蒙面騎士》一書正是訴說這個故事，戴錦華先生對薩帕塔運動精神的推崇，對女性主義的渴望和高呼「受夠了就是受夠了」的筆觸，更是教人動容。

杪，樹枝之末端。樹下抬頭看天，會見到這些參差不齊的幼弱枝葉在編織天空的圖案，又恍如頂著頃將倒塌的天空。如遇疾風暴雨，樹杪能屈能伸，狂亂的舞姿或許讓部分已經走過磨人歲月的殘枝脫飛，但那些新枝嫩芽，卻往往在風雨過後英姿煥發。張婉雯的隨筆集《參差杪》，就是有這種溫婉和頑強，一如作者本人。

安妮．艾諾（Annie Ernaux）大熱當選，成為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黃柏熹細讀其半自傳小說《Happening》（L’événement，中譯《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形容小說是以「敘述」（narrative）為目的，讓記憶和回憶的過程──包括所有遲疑和內心掙扎──都得以被赤裸呈現的書寫。赤裸的意思是，它總是分心和分裂的，這邊廂以冷靜的口吻敘述往事，那邊廂在剖析回憶之於自己的意義和其不可能性，突然停頓又重新開始。

去年法國年輕哲學家巴諦斯特‧莫席左（Baptiste Morizot）的著作《生之奧義》被譯成中文，莫席左在書中直言當今的生態危機就是人類感受力的危機，彭礪青認為此書摒棄了把自然視作神聖或崇高的念頭，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從自然生命而來，也應該回到生物紛繁多變的政治世界裡，而不是自縛在「人類」這個孤獨的身份裡。

一個通常是從事物的普遍性或共通性來思考問題的人，會否超出當下的感受、想法、存在狀態，冒著改變和摧毀「我之為我」的風險，依然想要接觸某個不能完全掌控的事物，參與到它的存在之中？傅元罄 讀這本《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認為它為我們提供了實例，讓讀者思考這方面的問題。

翻開嚴瀚欽的詩集《碎與拍打之間》之前，姚慶萬就猜想其中會否有壞日記的詩存在。誠如他的詩句所寫，雲中會有甚麼沒人知道，可能有刀，可能會死，選擇將〈四年〉放到這一輯最後來讀，換個角度來想，或許不是作者對愛情的總結，而是其對一場感情的總結。

除了將李智良的作品視為某種越界書寫外，勞緯洛認為值得更進一步思考的是，在這些基礎上，其書寫呈現或隱藏了怎樣的倫理前提。勞緯洛這篇書評，先稍討論語言本身作為暴力的事實，繼而引出《渡日若渡海》頗具中性、匿名與外邊特質的書寫，如何以極致被動的姿態，猶向讀者仰視並交出無盡的信任。

談香港流行樂壇的新書《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備忘錄──香港樂壇變奏》最近出版，向來關注粵語流行歌曲的黃志華，讀到書中第一篇講本土意識的文章，想及1974年以前的二十多年漫長歲月，粵語流行歌曲生產會否關乎本土意識，生產粵語流行曲的念頭又是如何閃現？

台灣慢工出版社發起的四期刊物計畫《熱帶季風》，嘗試借紀實漫畫的內容，讓讀者關注文化生活、甚至勞工和環境等社會問題，謝愷忻從刊物的繪畫和編輯風格，探討紀實漫畫的特點和意義，並淺談台灣的文化身分定位。

沐羽的短篇小說集《煙街》，把逃逸的、被打碎的記憶重組回不同的故事，江俊豪認為在殘存零碎的記憶裡，我們再回頭、重塑，甚至為過去的人和事肆意招魂，才能喚回人的回憶。

讀畢《為光音作證——潘源良香港誌記》，讓雷暐樂意識到自己與對方橫跨三十八年的浪漫聯繫。潘源良的經驗之談，跟余家強文筆相輔相成，但凡對電台、電視、電影、流行音樂、體育評述、文化研究甚或香港史等稍有興致的讀者，拜讀此書自會津津有味。

黃怡去年出版的《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以「談戀愛」之名，速寫後社會運動與疫症時代下的香港景貌，張錦泉借助波蘭籍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對當代人際關係與愛情的觀點閱讀此書，藉此對小說展現的城市人性愛慾作更深入的思考。

對於張愛玲的《小團圓》，不同論者有以成長和疾病書寫作分析，亦有運用佛洛伊德學說作研究，喜歡看戲的江俊豪，則談《小團圓》與短篇小說集《傳奇》的關係，在其小說裡新舊碰撞所造成的不安氛圍，亦如那傳奇封面般旁觀作品裡的眾生。

目光所及之處，霸淩無處不在，身受其害的陳海粟，讀過《我們為什麼被霸淩？》這本書，對那些真實的霸淩與被霸淩故事，以及傷痕累累與鮮血淋漓的痛，感覺尤深，並逐漸學會用紙張與電腦，承載被霸淩後的戰慄、憤怒與恐懼。

踏入2022年初，驚聞噩耗，重讀古蒼梧的文集《書想戲夢》，百般滋味在心頭。古蒼梧的仙逝，在媒體裡外的寂靜，或許正說明了工具性的知識跟真善美等永恆價值難以協調。唸著他的無題詩，以為祭文。

法國哲學家暨科學人類學家拉圖的近作《著陸何處》，主要針對特朗普退出氣候體制的決定，抨擊這種不負責任、只顧躲在牆內幻想自己偉大起來的態度，彭礪青這篇書評認為，比起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針鋒相對，拉圖希望人類打開腦袋的窗口，終止批判。

董啟章的小說《香港字》，以主角賴晨輝書寫遺書尋找失去的記憶為經，透過靈魂經歷 「活字降靈」和重寫祖宗的《復生六記》為緯，書寫城市與個體的靈肉相連。江俊豪形容，字靈，或者說是香港字本身，其實也是香港故事的縮影。字既等於故事，也是世界。

延續上篇對白先勇《臺北人》的評論，蔡益懷認為這部作品集，沿續了中國文學的感時傷懷抒情傳統，如一曲現代版的「思舊賦」，與文學史上一篇篇弔古傷懷的經典形成古今合鳴。

人生如夢的佛老思想，是白先勇《臺北人》的主題基調，蔡益懷認為這位既傳統又現代的中國文學大家，展現了大時代摺頁下眾生蝨子般的人生本相，讓讀者意識到，生命中有種熱鬧之後的落寞，繁華之後的凋萎，一種無可奈何的萬古悵恨。

《樹心邊．新蒲崗》中的創作結合植物與社區，探討植物、社區、人的連結之可能，葉嘉詠以三個「跨」來評價這本書，多種語言的直接入文，既能生動地表現香港語言的混雜和多元，也為香港的文化歷史保留珍貴的一章。

最近幾年間，卡繆著作的台灣譯本再版、重譯紛現，或者亦反映了這個政治動盪的「極端年代」。彭礪青認為，一般論者討論卡繆著作的思想軌跡時，會談到荒謬和反抗，但同時卡繆畢生也在思考殺人和被殺背後的合理性，探討透過謀殺實現革命正義的矛盾。卡繆並沒有提供一套教條，他看重的是每個人在這些困境中如何取捨。也許最後陪伴你的只是絞刑架，眾人都嘲笑你，你的革命正義、你的大愛也只能由上帝或者你自己來欣賞，明明希望懸民於水火但這些「民」卻無法明白，歷史也沒有因此而改變。真正的正義必然是矛盾而孤獨的，革命也是矛盾而孤獨的。

蘇苑姍以信念、毅力和堅持，完成了《一個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的六萬多字文稿，處處透出對生命深沉的思考與堅持。這個小輯收錄律銘與江俊豪的書評，以及劉平專訪蘇苑姍的文章，願我們都不會被絕望逼死，有天能夠為她搣開一個更好的世界。

《大疫年代十日談》啟發自距今七百多年前的意大利故事集《十日談》，找來近三十名作家書寫疫情下的故事，沐羽這篇書評，覺得小說合集所換取的，是在這個年代裡，讓閱讀故事這種娛樂能夠在其中透一線光，領我們進入文學最核心的意義。

律銘讀蘇苑姍的新書，起初沒怎樣，愈讀到後來愈扎心，書中有些句子亦特別觸動到他。以為書名的「一個人可以活下去」，會是另一本正能量心靈雞湯，然而卻非如此，書名起得很好，也很差，但生命和文字，本就充滿著不同可能。

鄂蘭在《人的條件》中，將人的行動生活分為沒有創造性的勞役、有創造性的技藝和公共參與，然而，曾為鄂蘭學生的社會學家桑內特，在《匠人》一書提出不同觀點，認為如此將「勞動」與「工作」劃分，也許忽略了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無視知識往往是由不斷重複的勞動實踐積累而成的，而創見或創造，都必須由上述兩者積累而成，或有兩者作為基礎發生意外的「質變」。《匠人》從大量觀察各種匠人的過程中，看出「勞動之獸」的思考，說明作為勞動者的匠人，與創造性的藝術家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交集。

黃凱德的《豹變》，是一部從逝去年月裏的新聞故事，編織出光怪陸離、但又緊貼新加坡市民社會的短篇小說。作者通過對舊報紙的翻閲，找回那個隨著阿公輩而逝去的鮮活豐富、怪誕粗鄙、雜亂詭譎、但又野性難馴的民間生活。市井小民對當時新加坡種種政治經濟上的巨大變化，雖不甚了了，但卻不是無知無感，反而借用男性對性無能的焦慮，展現了一種集體恐慌的共感。

黃色，在今日香港成為某種禁忌的代名詞，但在西班牙作家胡利歐．雅馬薩雷斯的小說《黃雨》，如藍玉雍所形容，黃色是死亡的色調，但不單純是肉體慢慢凋零而緩緩出現的顏色，而是當人的記憶慢慢因為失去而變得混濁、腐爛時，於心裡所呈現的感覺。同時，黃色在書中也有黯淡的意象，出現在主角那些死去的親人發黃的眼神裡。故事以當時西班牙鄉村人口不停流失的社會議題為背景，老人安德烈斯不願離開人們紛紛搬離的農村，最後孤獨一人生活在廢墟裡慢慢死亡的蒼涼故事。雖然整本故事摻雜著城鄉議題的探討，但讀者讀下來，會發現胡利歐真正想描寫的，其實更像是人的孤獨、死亡與回憶的孤寂。

當今日本文青讀什麼小說？村上春樹？太宰治？夏目漱石？但在今年炙手可熱的文青電影《她和他的戀愛花期》裡，以上文豪大名全數落榜，連一個都沒有提及。編劇坂元裕二涉獵甚廣，對近十年來的電影、音樂、漫畫、文學，甚至電玩遊戲，博聞而有獨到眼光，準確捕捉了日本藝文界的潮流。故事裡面，芸芸新生代文壇寫手之中，經常提起的一個名字，就是今村夏子。

作為謝曉虹2020年出版的第二本書，《無遮鬼》的面世不由自主地披上了危急的意味，賴展堂在這篇書評提到，如果要問文學在亂世有什麼意義，那幾乎是毫無意義，但因為文學是鬼，它與人間的關係必須、也只能在某個當下的交感與頓悟中微弱地顯露。

當人們選擇相信自己情願相信的東西，「後真相」（post-truth）文化以幾何級數的方式急速發展，朗天並讀兩本討論真實的著作，從巴迪歐的《追尋消失的真實》書末，建議的三個具體舉措緊抓，見證，同時促成真實的「消失」，再讀阿甘本的《什麼是真實》，對此有更深的理解和感受。

學院知識走入民間，是出版產業的一大趨勢。在台灣，人類學已成為出版新寵，近來香港亦趕上台灣的潮流，出版了第一本面向大眾的人類學讀物，由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學者合撰的《人類學好野——關於人類的，我都想學》。K.L Pang形容，書中涉及的主體廣泛，讀者能感受到人類學作為知識生產的洞見和旨趣。

期待多年的《保育黃霑》套裝書終於出版。緣起於2004年底黃霑去世，翌年吳俊雄等幾位文化人組成「黃霑書房」，努力搜集黃霑生前的專欄文章、學術論文、手稿、樂譜、傳真、信件等文獻，並公諸於世。《保育黃霑》有三大冊主菜，兩大冊附錄，主菜分別是《黃霑看黃霑》、《黃霑與港式流行》和《流行音樂物語》。黃志華形容，《霑看霑》是黃霑少年至青年時代的傳奇人生紀錄，《港式流行》是黃霑流行曲創作的《九陰真經》，至於《物語》，則是讓讀者從不同角度去了解黃霑的創作思想以及音樂世界。

台灣作家黃崇凱的新作《新寶島》，潛藏著的是近半世紀以來的國際關係角力，沐羽這篇書評形容它是成熟的野心之作，凝視著百年來受壓迫的原住民、白色恐怖時期、以及政黨輪替的歷史，並將之置入虛構的未來，讓人在一個更客觀的遠方思考過往的問題，設定跟概念都是華文小說裡難得一見的題材。

雖說漂泊是港人長久的精神狀態，但「離散」一詞，還是教人很難習慣。以此心情來讀《我香港，我街道2》，淑清認為它不論書名還是輯名，當中的「我」是以「香港人」為自我符號的象徵，熟悉又陌生的情緒，所及之事物都藏著記憶中的香港，港人之根，由此而生。

西西作品之難，是由她的「創新」開始。想讀好西西的作品，江俊豪認為最好能參考不同的評論，並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身份，跟有心閱讀西西小說的朋友，分享一些切入《欽天監》的角度。當老作家把話說白了，作為讀者，我們能做的可能只有更加努力。

廖偉棠的演講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是一部賞析現代詩的文集，原本是三年前的一個現代詩課程「詩意：關於新詩的三十種註腳」，後來擴寫結集成書。本書的副標題是「走近現代詩的40條小徑」，四十篇文章，如四十條現代詩的小徑，沐羽形容「走近」這個詞很精準，它是近而未至的，就像要回答文學是甚麼這個問題時，我們都會選擇圍繞、擦過、走近，讓範圍縮小而非直接判斷。

鄭政恆評《我香港，我街道2》，除了是文字之書，也是一部視覺之書，編輯策劃的痕跡歷歷在目。來到續集，天地更廣闊了，今昔之間、街巷之間，還有無窮故事，只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幸好有書與文學，提醒我們路是怎樣走過來。

疫難當頭，寫作的力量似乎微乎其微，何福仁卻嘗試各種寫法，表現「瘟疫」這個主題，嚴瀚欽評何福仁的新詩集《愛在瘟疫時》，認為它讓所書寫的主要對象與更多他者產生聯繫，在詩歌寫作的路上探索更多的逃逸路線。

2020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書中作者都是香港作家，名符其實屬於「香港」的書，不過，一年後《我香港，我街道2》出版，眼界開闊了，不論是香港還是外地的作家，只要熱愛香港，誰都可以寫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發生的事。葉嘉詠從書名的兩個關鍵詞：「街道」和「香港」，細談此書，並了解由「街道」組成的「香港」，再進而了解香港的故事和歷史。

即使是他方，雨針織身之時，也是亂水朦朧瞥不清的。如今普世皆離散之人，崔舜華評《我香港，我街道2》，走過的港街都是電影裡學步而來，在每一條不動之街的日常動靜之中，她看見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具體而微的微縮膠片皮影戲。

作家早期出道的作品不免青澀，名作家的出品卻總有例外。江俊豪評施叔青的《約伯的末裔》，把現代性中男女的情愛與性慾，以近乎先知啟示式地進行白描，其現代性的筆觸，也為香港風情留下她獨特的魅影。

現今的社會相當強調「故事」的重要性（尤其是這種力量的商業用途），這或許也是在這時代裡閱讀《片斷人間》的重要性。因為正是這種不停強調故事有多重要的「故事暴力」，正在讓我們忽視各種存在自身、也存在社會中不和諧的片斷性，並且製造大量同一卻自以為獨特的個體與同溫層。

讀杜杜的《飲食魔幻錄》，佬編第一層享受是滿足好奇心，吸收各種奇怪的知識，没有關聯的事物都被作者串連起來，這是第二層樂趣。魔幻當中有現實，現實卻又陌生如魔幻，唯有從身邊小事開始，好好守護我們的日常。

吳煦斌似乎天生擁有如此出世的心和文字，但也有跡可尋。她的山野靈氣氤氳，其實來自彼時香港青年（也包括其父親）的朝氣，在其同代作家西西的名作《我城》與也是她的伴侶梁秉鈞（也斯）《雷聲與蟬鳴》《山水人物》等詩文中可得知，他們常常結伴探索香港的郊外與離島；同時，他們關心社會改革與文學嬗遞，致力於建設香港的精神自我。

最初出版於2005年，去年由香港文學館復刻再版的杜杜經典文集《飲食魔幻錄》，勞緯洛形容，此書不但是一部有關地方飲食的博物志，同時也是一部活化城市記憶的召喚書。故物重現，並體現在日常飲食中，是一份不想記起、卻又未敢忘記的深幽情緒，對於這座城市的一種奇特的愛。

詩人陳李才將他在這兩年寫成的詩，輯錄成第二部詩集《漫長的霧‧黝黑的光》。彭礪青評陳李才的詩集，題材來自對現實的觀察，直截了當地道出他的感覺。如果詩歌在這場拗手瓜的競賽中能夠戰勝速度，那麼詩就是我們延續下去的希望。

文學本身的產生也是尤關政治的，甚至以更敏感的樣式。從來你所書寫的，便是都市人的自然情緒反應及其壓抑。

鄭政恆曾評論《天堂》道：「從倒置中，在破壞傳統與擺脫命運的同時，人便得到一個嶄新的境界與視域。」我認為此話是準確的。正如崑南在書裡明示：「我在我思或我思我在，最後應是我變了另一個從未思維過從未存在過的我。」《天堂》裡展現出其強悍的書寫意志，是為了積極地尋求逃亡路線（ligne de fuite），始終以書寫持行流動變向的姿態，而奮力抗衡於現實社會結構與文化常態的惘惘威脅。故此，何游始終否定他是在逃避，而是在尋覓新的可能，猶如尋覓新的武器對抗時間的壓迫。的確，時間的焦慮亦是《天堂》的一大命題。正如德勒茲指出的，存有緊握其生之本能，則非直面時間不可，時間有兩面：一面是現存之活，一面是預定之死。而所謂的活跟死並非作為按線性時間先後發生的獨立事件，而是在活的時間啟動之際，它就共時地包含並揭開了（另一個）死的時間。如此，何游／何戲的精神分裂狀態，似乎就是在對應多個時間流同時並存的（嶄新的）可能性。

當你深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切實地關心甚麼才是對他好，甚麼會毀了他，而愛鳥或愛動物亦應基於同樣原理。

讀《文學單身動物園》這本書，看古今中外不同名人如何在情感關係中跌盪或自強，或者不禁輕嘆：在愛情面前，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神話會成為吳煦斌文本的另一個關鍵詞並非偶然，在小說中它埋下超越性的向度，讓魔幻的筆法水到渠成。

研究路翎，縱然是個難度很大的題目，但張歷君的這篇書評，卻認為宋玉雯交出了一份優秀的研究報告，推進了學界對胡風和路翎的既有研究，並嘗試大膽建立一種另類的現實主義文學觀。

從《龍頭鳳尾》的血氣方剛，進入《鴛鴦六七四》的中年困境，是其時也——既是江湖定數，也是作者挽迎時代的投射。後者風格沉鬱低迴，迥異於前者的風流迭宕，呼應的也是香港曾有的起落。

社會科技日新月異，為何受精神疾病所困的人卻在不斷增加，甚至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精神疾病製造商》的作者伊恩．弗格森答你：問題喺個資本主義制度。

比起血的苦難，墨的書寫似乎過於輕易。然而亂世有書，香港作家韓麗珠出版小說集《人皮刺繡》及反修例運動以來的散文結集《黑日》，兩本書的關聯是，它們都帶有傷害的痕跡，那是不同層面的傷害和痛苦，即使難以書寫，但我們仍可無限迫近，因著對不可能的承擔而可能。為此，虛詞編輯部特意製作小輯，當中有書評，亦有作者專訪，作為血與墨的時代紀錄。

香港作家韓麗珠新近出版的小說集《人皮刺繡》，是尺寸如日本文庫本、可以藏進口袋裡的輕巧小書。故事所承載的重量卻與之相反，由開篇〈種植上帝〉開始，到同題作〈人皮刺繡〉，關係所換來的傷害始終環繞著角色，如書中所言，「身上被一團灰霧似的影子所籠罩」。

從策劃的概念開始，《我香港，我街道》的作者群便有意從地區「發現」風景，書內共十六篇小說過半數提及香港的房屋，大量掌故、歷史、風俗的添加，小說的敘事雖然容易受到阻礙，但這種有意為之的資料的充實，卻使這些作品擁有強烈的建立民俗志的意味，將「發現」的風景進一步脈絡化與歷史化。

畫一條橫線做比例尺，假如最左方是日常用語，純文學就會拼命往右逃越遠越好，因為純文學就是要做語言實驗，就是要到達遠方，挑戰日常，這就是純文學的使命。但類型的挑戰並非跑得越遠越好，它們的比例是不一樣的，類型會在某個地方停下來，改頭換面，扭轉日常，刺激思考。恐怖小說突出日常的不可知，推理小說帶來細節觀察，愛情小說帶來日常不可能發生的愛情（當然可能只是我沒經歷過）。

生於亂世，我們也許都曾質問生存的意義。讀勞緯洛的《卷施》，也在關注人類永恆的命題－救贖。謝家誠在這篇書評寫到，《卷施》包含著詩化的文字、人稱互換、互文、意識流、曲式結構和對印象派繪畫的描摹，當中貫穿並串連整部作品的是救贖的主題，亦是詩小說的形式。正因為先天人性的缺陷，才能產生對世人的憐憫。救贖並不是屬於個人，乃是普世的。

以《壓迫與自由》（Oppression et Liberté）所輯錄文章寫成的年代（上世紀三十年代）而言，竟比大多數左翼思想家更早體察到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真實本質，如此充滿洞見不禁令人配服。

今年盛夏，小樺新作《恍惚書》在台灣時報出版，封面是鮮豔的鮭紅，加上海軍藍的腰封，很是搶眼，也令人忍不住翻開看一看。事情前我沒有刻意去看介紹，根據我對小樺的瞭解，已知道這是一本散文集，台灣作家胡晴舫在推薦語寫道：這是一本「寫給『書』的情書」。印象中，小樺出版上一本散本集《若無其事》，已是多年前的事了，那本散文集的內容還算比較個人化，有穿插於學術和生活之間的思考，有關於現實與想像之間的界限，有成長的回憶，也有一些比較實驗性的散文……

自古以來，關於人類社會的變化，有以不同質素的時代劃分的。比如古希臘神話，將其劃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當中以黃金時代諸神素質為最高，黑鐵時代凡人素質為最低。然而在現代社會，我們不再相信這種劃分時代的觀念，而通常以人的價值素質或以公共領域的素質來審視時代本質。城市理論家珍‧雅各認為，高級文明之所以墮入黑暗時代，是源於自身的潰爛，其中最關鍵的是人們對文化和技術的集體遺忘。

《華語文學與文化政治》於2016年由天地圖書出版，作者陳麗芬退休前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是一個比較文學的學者。這本書分開了兩部分，集結了十篇寫於2001-2011年間有關中港台及海外不同創作者的文字和影像作品，以及有關華文世界裏文學現象的學術論文。第一部分名為「作家與書寫」，由七篇文章組成，主要探討七位創作者的書寫/創作行為與社會文化環境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些作家分別為台灣的黃國竣、廖鴻基及白先勇主、海外的張愛玲、香港的黃碧雲及導演許鞍華，還有中國的姜戎。第二部分名為「理論與文化政治」，有三篇文章，焦點則從分析文學創作轉移到探討文學批評的學者如何利用文學理論，改寫政治、社會，及文化生態和觀念。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1923-1985）的短篇小說〈糕點店的盜竊案〉寫了一個故事，故事發生於戰爭中的意大利，德里托、傑蘇班比諾和沃拉沃拉三位賊人結夥盜竊。

「夜深最寂靜的時刻問問自己︰我必須寫嗎？假如不寫，是否會活不下去？」讀《人魚紀》之前腦中自動響起里爾克這句話，我想知道，一個寫作者在生命最後階段傾盡心力想要完成的，會是一個怎樣的故事。李維菁選擇了再造人魚公主的寓言。這本最後遺作在她身後才出版，帶著這樣的背景去讀，會實感到一種艱難。

羅孚編訂的「葉靈鳳香港史系列」－－《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和《香島滄桑錄》，迄今仍是研究香港掌故、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讀物；那麼保留了羅孚編輯特色，輯錄的繁體版《讀書隨筆》，又有甚麼值得我們細讀的地方？

為哲學家尼采和海德格作傳的德國哲學家薩弗蘭斯基，最近寫成了《時間之書》，似乎不單要用婦嫗可解的文字解說海德格《存在與時間》中的概念，也要爬梳德國哲學、文學、史學和社會學中的時間 概念。

《無名指》是一次對上述現代主義文學狀況的逆向實驗，李陀三番四次表示過，要繞過以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吳爾芙等現代主義文學名家為代表的心理描寫套路，回歸以「對白」呈現人物為小說手段的偉大傳統。李陀列出來的標竿是曹雪芹和托爾斯泰，我們也輕易感受到他在小說創作上的復古態度。

《我在／我不在》是杜家祁迄今為止唯一一本散文集，於1999年出版。其詩〈女巫之歌〉，風格凌厲，孤高決絕，絕對是香港詩歌裡極為優秀的作品。杜家祁的散文亦非常出色，作品收於《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其散文同樣風格凌厲，對各種不公不平之事，時而橫眉鄙夷，時而怒目瞪視，極具個性，其文章亦時時透露出她對語言文字極為敏感巧妙的理解。《我在／我不在》，恰如《女巫之歌》，亦未見有評論詳加分析。當然，杜家祁可能是不太在乎的。

繼承著過往的自然書寫脈絡，吳明益的新書在這段楔子裡已經預示了他將進行的工作：自然—文學—夢。如果說這三項元素在過往作品裡都反覆出現過了，《苦雨之地》的自然書寫讓讀者更明確感受到動物的在場，牠們佔據了極其重要的敍事位置。

《Karman》直譯就是《業》。書中阿甘本把karman和crimen（crime）並置，這對東方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罪業或罪孽並稱，我們一向耳熟能詳。有婦之夫偷情，是種下惡業，這業，既指行動本身，也指行動的後果。種惡業便是會帶來不好的後果，產生壞的影響。世界由業的法則組成，這法則就是因果法則，善業就是善因業果，反之，惡業則為惡因惡果，統稱業報。

生命歷程向著一個方向流逝，彷彿縮成直線：過去，現在，未來。但《織巢》虛實交錯，包含多個時間進程。而鳥，將不同的時間維度一下概括起來，像一種意象的力量，把難以言傳的存在之謎變得可感可見。即便如此，我們任誰都不能叫停一隻鳥，叫停時間。

由九十後記者，蔡寶賢編寫的訪談集《海浪裏的鹽——香港90後世代訪談故事》（下稱：海浪裏的鹽），沒有將這一世代的焦點放在政治名人、運動員或明星身上；她關注的，是最細微的普通人，那些「沒有光環」的素人，如何在社會的夾縫裡，反覆糾結地生活。

以獵奇、情色、誇張、超現實風格著稱的奇想漫畫家駕籠真太郎，熱衷於各式瘋狂的大尺度人體改造，在他的世界中，人與物幾乎沒有區分界線，任由其豐富想像力將之扭曲、折疊、黏合、切割、縮小、放大成新奇的形態，肢體橫陳帶來的視覺刺激，配以黑色幽默敍事風格，對於大腦疲憊麻木的都巿人來說，實為一道相當可口的提振小吃。

2000年春季，我在中文大學上愛玲的「認識電影」課，是她的學生之一。同年，相若時分，她的《戲緣》出版。課餘捧著她的書讀，如斯珍貴，小心翼翼，當時鮮見如此精緻格調的白色小書，書名與作者名字燙上啞色銀字，低調雅氣，有著宋朝極簡美學的古樸素質。今天小書已添時間歷練，素白封套漸變淡黃，暴露空氣最多的書脊，更形成深深黃銅色，抹上一份不由人的蒼蒼——像愛玲，突然不動聲色離開。

我和多數人一樣，因胡波的死亡而認識他；但在認識其作品以後，卻從此忌諱提起他的死亡，因為如果讓死訊壓壞死者優秀的作品，是大不敬。我先讀其中短篇小說集《大裂》，後才去看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於我而言，以胡遷之名寫的這本書，比電影更高一籌。

這次想談的是黃碧雲《盧麒之死》的、我姑且稱之為「空間化的歷史詩學」。如何不以時間而以空間為主軸去思考歷史書寫？

德國思想家暨尼采及海德格傳記作者薩弗蘭斯基，在其著作《榮耀與醜聞︰思考德國浪漫主義》中，發現浪漫可以是對一個新開端的激情，如盧梭去萬塞納途中，在路邊樹下經歷靈感迸發的時刻；也可以是重建精神的盼望，如浪漫主義思想家赫爾德；它可以對於瞬間、恐懼和決斷的崇拜，如海德格、齊克果，甚至曾批判浪漫派的卡爾．施米特，都強調決斷的重要；它也強調超越，如十九世紀德國畫家弗利德里希一幅最著名的畫作，就是一人登上山頂觀看雲海的景色。

這部作品所探討的議題其實香港人早已經麻木習慣：學童自殺、家庭暴力、基層困苦、意識形態分歧……甚至可以說是，看到生厭，誰會願意空暇時候還去分擔他人的痛苦？我們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但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明媚如是》如何拆解、重組、上色、佈置這些「他人之痛苦」與「個人之體驗」，敲出外殼，擰緊每顆螺絲，讓香港的悲哀面目以小說呈現？

大衛．布拉克伯恩的《征服自然》中，就將德國在這二百五十多年間，政府人民以開闢自然為名與河川、地表進行的鬥爭，還有當中所付出的代價，極為生動地描繪出來。這並非單純從科技史、自然開發史及自然變化（如水文、地貌、氣候）去剖析問題的專題著作，而是更像一部德國政府與大自然搏鬥，或試圖改變自然的集體傳記。

每次返鄉，見電視機裡播放的無非是抗日、間諜、地道戰（還有著名鏡頭——手榴彈打飛機），狗血淋漓的偽歷史劇讓人看了不僅雞皮大作，更懷疑起自己的歷史認知來。究竟看慣了這些自瀆式的「歷史」片段，到底大家還有多少勇氣，可以有意識地、莊重地做出這個動作——回望？

佔據潘力《浮世繪的故事》封面左上角的素淡裙裾，宛如復疊著各式紋樣的粗壯老樹基底，把立體的情境扭結成連綴的平面色塊：左邊的袖子上滿園白櫻下散佈遊人；右面的腰帶上有暗銅色的飛禽降於黑夜；透亮的天被束成垂帶流著雲朵。是多個時空混雜共生的有機體，就如江戶大眾文化的豐富多樣。掀開斑斕的皺摺，便會發現通往浮世繪藝術世界的幽微小徑。

另一部不被出版社接受的集中營文學，就是與《夜》以及《安妮．法蘭克日記》並列為猶太大屠殺三大經典，意大利作家普里摩．李維（Primo Levi）的《如果這是一個人》。與《夜》和《安妮．法蘭克日記》相比，《如果這是一個人》中譯本甚至姍姍來遲，然而它比羅塞特或維瑟爾的著名作品更早出版（1947年），當時意大利左翼作家帕韋澤（Cesare Pavese）和娜塔莉亞．金斯堡（Natalia Ginzburg）曾經建議作者延後出版這本書，但本書出版後，立即獲另一位左翼作家卡爾維諾為作者撰寫書介。

《發射火箭》，重燃了當年讀《暗飛》的好些感覺，理性與感性上都得到無限支援，感覺上一點都不孤單。畢竟，我和樊兄共同關注的人和事特別多，讀他的文章，處處都起共鳴。

馬尼尼為的筆尖將傷口掰開來不斷地戳。那被劃破的原生傷口愈張愈大。她用「離經叛道」的句子，說母親壞話、批評父親、怨恨母職、仇視孩子的爸、專事無意義的事情、表揚廢物……一筆筆畫壞社會中的主流價值觀、倫理觀、道德觀，戳破世俗偽裝和平的假象。

如果詩人並未將作品自行編集，對研究者當然會造成不小障礙。由是觀之，香港浸會大學朱少璋博士新輯《艤舟集．周棄子渡海前詩文百篇》，便是一件嘉惠讀者的美事。

《獨行莫戴帽》所收文章從未結集，全書分三輯，輯錄了從70年代（第一輯）至2010年後（第二、 三輯）的文章：寫中學時代、親朋戚友、吃飯穿衣、看電影看醫生、旅行移民、潔癖罵人等種種日常。從青年跳接到中年，如讀著一個本色之人依舊如昔的骨架，淮遠的過去到現在。只是人在中年，或人過中年，必然會點染上一份中年情懷。

2014年董啟章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他發表題為「必要的沉默」的文章，引起連串討論。事隔數年，《沉默發條》一書輯錄各方論述，再思沉默的可能。小輯收錄Edith So的書序、沐羽和彭依仁對《沉默》的回響。

2014年，董啟章被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該年香港社會對於佔中抗爭的討論正白熱化，及後發生了雙學佔領金鐘的行動，此時此刻年度作家成為敏感的名稱。議者認為作家既然支持社會抗爭，就應拒絕與建制有關的一切，而董啟章的回應是在書展作家感言裡，大談「沉默」的意義如何被扭曲。根據董的說法，近幾年來社會有個錯覺，認為「沉默」就是負面的，而「發聲」就是正面的……

打開萬毓澤的《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就有些耳目一新了。馬克思是甚麼？就是經典！經典就是，法國人類學泰斗李維史陀每次構想新研究定必要重讀的書。作者也直指說本書不是入門、導論，而是要讀出《資本論》的「廣博、深刻與歷久彌新」。這種開門見山，就不怕你不讀的氣概，實在讓我汗顏。

關於小說家駱以軍，他的敍事彷彿來來回回，都會回到這些書寫零件上。最近在新的散文集《純真的擔憂》面世時，我又重臨一種好像以前讀過的感覺——déjà vu，既視感。

長居城市的我們鮮有關顧香港的山林，然而對張貴興而言，雨林卻刻有砂拉越的思考方式。我並不是為了東拉西扯騙字數才寫的這種煞有介事的「香港—砂拉越」對比的，從歷史上而言這兩個地方實在是非常相似的，這使我對張貴興的雨林書寫一直有著無比的興趣。在《野豬渡河》之前，張貴興的雨林已有著沉重的歷史幽靈在背後遊蕩。《群象》試著勾出隱匿於砂拉越雨林的地下馬共足跡，《猴杯》細緻地處理殖民者與本地人的混雜關係，在《野豬渡河》之前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沙龍祖母》已經嘗試處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史。可以說，張貴興的長篇小說無一不指向重構砂拉越歷史的企圖。

那是發聲的時代，是嘲笑與大規模攻擊的時代，如果你還記得「試問誰還未發聲」、還記得後來對於「今天我」的鄙棄，那也可視為一首歌壓倒另一首歌的時期。那也是網絡力量對於「左膠」的壓制，也是對於「沉默的多數」的一次輾壓，在雨傘以後，好像很少看見這兩組詞彙了。我不太理解，好像一切政治口號在事件淡出後都煙消雲散了，可能因為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吧。

評論《愛妻》，甚至「精神三部曲」，我覺得頗為沉重。循著「精神史三部曲」閱讀的人，可能想看董啟章如何評論文化研究式的文學評論。該方面的研究相當有意義，尤其在於處理由「必要的沉默」引伸的事件與變化。

聽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Live，比聽他的MV好——其實我是從未聽過他的Live，我聽的都是YouTube上的錄像，但其音樂的爆破力已足夠打穿電腦屏幕。

小時候蹲於廁格之中，也想像一番天地出來：這是住屋、那是籃球場、垃圾桶就是主題公園的巨型滑梯……而如今每天都在各種空間裡穿梭，小到房間、家宅，大至樓宇、社區、都市，不自覺間，卻把觀察空間的好奇心擱在一旁，因而錯失了不少有趣的發現。

在讀完董啟章的新作《愛妻》之後，我第一時間想起的不是鍾曉陽的同名舊作，而是Her（港譯：《觸不到的她》 ）這齣講述人與人工智能戀愛的電影。

今年悄然出版的鍾玲玲新書，說是《玫瑰念珠》的新版。迫不及待讀完後，我再一次被鍾玲玲所言之情震懾。如果「言情」就是「說愛」，本年度「言情」之最，非鍾玲玲莫屬了。

鍾曉陽重寫《遺恨傳奇》的消息傳來，難免令人暇想連連。一來因為《遺恨傳奇》是鍾曉陽封筆近二十年前最後一部作品，一度標誌著她無法走出自己創造出來的文字陰霾，不得不暫別文壇；如今重寫，對作者本人和一直期待她有新作的讀者來說，都該是一件大事；二來年前她重出江湖續寫《哀歌》（成品《哀傷紀》），被視為延續了某種傳奇（故事裡的，更有故事外，關於作者本人的），這次她擺明車馬，從原作斬去「傳奇」二字，可會有甚麼微言大義？尤其是對於一度被歸類為「張（愛玲）派」的「才女書寫」來說，傳奇退場本身，大抵就有一定程度的詮釋意義。

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自2015年出版以來，多次再版，在香港不同書店都長期擺放在當眼位置，上架三年，為我們香港讀者拓闊了台灣當代小說的新視野。不是說過往台灣小說沒有拓闊過我們的眼界，往昔白先勇《台北人》、施叔青香港三部曲、至於更晚近的李昂、邱妙津、駱以軍都是我們所熟知的台灣文學風景。而最近三年，吳明益的風潮吹來了。以《單車失竊記》作為一個切入台灣文學近況的例子，我覺得其實是個滿不錯的選擇。

如果把棟篤笑和文學結合在一起會生產出甚麼？先別下「棟篤笑就是文學」這類結論，這樣會使我很頭痛，因為這涉及要定義甚麼是文學或文學是甚麼，就好比要解釋一個笑話的意思是甚麼一樣，解釋過後笑話就涼掉了，不好笑了。所以請試想像看看：一個棟篤笑表演者走進第三世界的俱樂部，他五短身材，模樣滑稽，一上表演臺就仆倒了，然後驚惶地說自己搞錯場次了：我居然沒穿防彈衣就來到這裡——觀眾們被他連珠爆發般的笑話和肢體表演逗樂了，他接著開台下觀眾的玩笑：「你的髮型設計師以前是不是專門設計核子反應爐的？」、「他們有說明你們只是暖場觀眾，待會兒正牌的觀眾才要進場嗎？」觀眾大笑、吹口哨和發出噓聲，不知不覺就被吸進去他的表演裡，全神貫注。

要為《自由如綠》寫一篇書評，著實不容易。全書共二十四篇作品，每位作者就一款植物展開創作，二十四篇作品恍如二十四個大觀園一樣，歷史觀照、內在抒情、記憶重塑、社會輿論等等無所不包，獨立分析還好，如今結集成書，那是「大象無形」，也是「只緣身在此山中」。

人的尊嚴何在？珍貴的肉身，高貴的靈魂，還是那崇高的理想？電影《華麗的假期》以英雄歷程為視覺，呈現人們面對極權壯烈犧牲，在時代巨輪中從容就義。《少年來了》並不從大敍述中出發，故意刪去背景，以微觀視覺，直面少年們目視的一切，反映出他們最殘酷的體驗，不論在抗爭現場，牢獄中或死後遊魂，韓江都以溫婉而抽離的筆觸描繪，但當肉身在受難，抽離反而更撕心裂肺。

虛構，意味不曾存在。通常指背離現實，憑空編造；但文學中的虛構，卻植根，並超越現實；而幸福，則意味生活在一種沉醉狀態；兩個詞語結合，大概生出一個模糊概念，及一種混沌能量。

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加起來，剛好一千零一夜。談起《一千零一夜》，重點當然是說故事。跟名作《午夜之子》一樣，魯西迪（Salman Rushdie）再次取其敍事結構，從故事裡生出故事。讀著《兩》，我如在俄羅斯套娃裡，層層旋開後，像一種重現現象似的，將世界的不同影像重現，自己則一層一層縮至極小。